但是，这并非政策功能的全部内容。

第一种是规范说，即肯定宪法变迁的观点。一般来说，当规范和事实发生不一致的现象时，为了修正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可以采取宪法修改的手段。

进言之，在严格的意义上，良性违宪本身尽管在认识论上具有意义，但基本上尚属于法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而未构成宪法学上的学说。这就决定了预备立宪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必然被期待于上层治集团，即以上层统治集团去推动立宪。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除了名符其实的民定宪法之外，还有钦定宪法，这些宪法往往是统治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革命消弭于未然状态之中而制定出来的。以至时至今日，强调国民性改造的论调，仍然不绝于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既可以视为政治参加能力的问题，又可以纳入文化论的范畴。要实现宪政主义，权力持有者和权力对象双方都有必要从那种专制主义统治技术的传统习惯中觉醒过来。

纯粹的宪法学可以判断某种国家行为是否违宪或是否具有合宪性， 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判断是否属于恶性或良性。凡此种种，基本上都倾向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准备。埃及在社会矛盾集聚后爆发了革命，在短期内对政治、经济的破坏都比较大，也并未尽如革命前埃及人的愿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五）社会效果不同肯尼亚模式实现了权力合法化，而实现的途径并未大幅度触及原来社会成员的核心利益，从长远而言也就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然而，革命的果实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回到民主派的手中，反而被军方所窃取。肯尼亚模式通过社会公平体制的重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11执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职能。

埃及革命者明确表示，所有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在位时剥夺的广大人民的财富都要吐出来，而穆巴拉克这位阿拉伯世界的枭雄在笼中受审的一幕也足以让人震撼。注释:感谢洪堡学者肯尼亚的peter otieno以及埃及的Ayman Abdel-Hamid，Hamada Elsayed Ali提供的很多宝贵资料。

新宪法根据无救济即无权利的法律原则，还详细规定了权利法案的执行和救济程序。二者往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埃及分析家认为，仅仅失业与贫穷不会导致政府被推翻，仅仅困苦的经历也不会导致人民去反抗，推特和面书更不是埃及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对待美国援助上，虽然埃及当前十分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但大部分人（75%）反对美国针对某些特殊政治组织进行援助。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主模式，埃及的未来朝哪个方向过渡埃及人当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③解决争议的替代形式，包括和解，调解，仲裁和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都应促进争端解决机制为目的。③残疾人获得公平代表。对教育体系的满意度也从2009年的61%跌到了2010年的56%。

但可以想见的是，制度，特别是顶层制度设计科学，其他权力配置就会更顺畅，经济运行就会更有活力，人民的权利就会更加有保障，人民生活就会更加有尊严和顺心。而埃及模式则彻底剥夺了穆巴拉克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利益。

2、国家自身的缺陷公众对于政府提供的创业机会、就业机会、可预的经济条件、住房、社会服务、公共交通、自然环境、教育水平、年轻人发展的潜力激发等方面的满意度都呈下降趋势。而非洲埃及则在民众革命的迫使下进行着自身的宪法改革。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8%的民众仍然将美国作为他们的建国榜样。83%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公平、更自由。埃及的经济局势、有关人民生活的医疗保障等正在恶化。他们明确反对的是美国的有目的的政治援助，而不是反对美国的政治原则。受访者对当前生活水平的预期与前四季度相较呈下降趋势。新宪法同时组建特别委员会，即人权和平等委员会，专门负责人权保护的事宜。

参议院中要保证至少有16名女性代表，另有一男一女两名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一男一女两名代表残疾人利益的议员。由于政局动荡，今年埃及游客数量比与去年同期减少40%，损失超过20亿美元。

由于这些政治挫折，埃及人对自己自由的满意度再创新低。而新宪法确定了总统民选的原则与程序。

但结果是仅仅几声枪响后，这部宪法就顺利得以通过。这次革命和示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同时张扬人性中的善，用制度保障善得到尊重和鼓励，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和社会良好风气形成。（c）由一个独立机构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比例分别为69%、14%、9%、8%。⑧调查国家事务中的任何行为，或者在政府任何领域里的公共行政中的行为或疏漏，即那些被指认或怀疑有偏见或不适当或者导致任何不适当或偏见的政府行为。

⑤自由公正的选举应以下列方式：（a）以无记名投票方式;（b）免受暴力，恐吓，不当影响或腐败。但对未来的预期则有更多的埃及人表示乐观。

民主的呼声与民主的实践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埃及领导人必须举行人民所希望的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和宪法公投。

虽然尚不具备充分的时间条件检验肯尼亚宪法改革与埃及革命后的效果。而新宪法则分别规定了主权在民、宪法至高无上、公民权利与自由、土地与环境、财产权、人民的代表权、然后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国家治理的原则等（规定了政府进步的目标、原则、政府治理的方式、政府治理的边界、政府监督等）

回归论在1980年代就得到我国老一辈宪法学家的承认与表达，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那一场模仿异邦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立宪史上的一次普通法革命，但其结局也大体宣告了中国宪政转型模仿西方司法宪政主义道路之可能性的终结。公民申请审查的是行政法规，而审查机构归属全国人大，其不作为的表现恰恰进一步坐实了橡皮图章的诟病。田：这是在对宪政作理性主义而不是道德主义的解释，很有意思。

因此，我认为八二宪法在理论研究上除了上述层面之外，还应该开辟出政治宪法学的维度，对现代中国宪政的发生机理、历史过程与演进规律进行研究，诉诸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解释系统。此种情境下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借力使力，见招拆招，以强大的文明包容力和制度化能力缔造中国的旧邦新命。

我每天上网几乎都会看到你描述的那种场景，很多地方都有，山城重庆有，作为改革符号的广东也有。在建立更为成熟的中国宪制发生学和中国现代立宪史的叙事框架过程中，我会高度重视旧政协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意义的。

我们对有限政府常常有着误解，以为那就是无能弱小的政府，实际上这是政府能力的一种集约化使用机制，即将有限的统治资源运用于最为核心的国家职能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获得最大的统治效用。四是缺乏政治社会建设中的系统分化理性，政治逻辑贯穿一切的国家公权力领域和社会领域。